3月24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走进由北京金融街商会主办的 “一带一路下的海外投资与中国经济转型”主题论坛，作专题演讲。并与丝路基金总经理王燕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董事长刘佳华、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工业组负责人金晓秋共同对话，分析中国企业和资本未来海外投资形势，畅论经济发展和市场机遇。

金融街集团总经理刘世春、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北京分行行长滕红军,摩根士丹利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郑芳,加拿大皇家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邱阳,渣打银行总行行长助理、北京分行副行长张春龙,中非基金董事总经理王玉龙，中拉合作基金总经理吴启金，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副董事长杨明基，中国信托业保险保障基金副总裁张利，中国建银投资总裁助理庄乾志，中国银河证券副总裁李树华等领导以及来自一行三会、内外资金融机构，企业集团的120余家金融街区域机构代表参会。会议由北京金融街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沈宏昌主持。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尤其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战略以来，“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去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人民币，高于与其他国家外贸的增速。中国步入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重大历史转变阶段，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领域持续拓展。这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是中国由经济大国逐步迈向经济强国的一个实力展现，更是中国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谋求共享发展的显著标志。

2017年“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并成为引领全球化的新路径。中投公司副总经理祁斌在主题演讲中谈到了对国际金融形势的认识与对中国海外投资战略的思考，以下为发言摘要：

祁斌.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愤怒政治席卷全球，宽容与和解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困境】

从英国脱欧开始，发生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了一篇文章，把这个事件定性为“愤怒政治”，换句话说就是“情绪化政治”，或“不理性的政治”。选民对现状不满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投出的选票是愤懑情绪的宣泄。“愤怒政治”基本上可以解释此后发生的所有事件。事实上，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当选，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全球化的倒退或反全球化，而更多地应该是全球化进程不足的反映。或者说，“全球化，你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最近英国发生了一起新的恐怖袭击，在恐袭消息传遍全球的同时，一张照片引发热议。照片中，在人们忙于救助恐袭中受伤的民众的时候，一名头披穆斯林围巾的妇女走过他们身旁，漠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机。这张照片告诉我们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欧洲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恐怖主义袭击背后有深刻的文化、社会和宗教因素。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两大矛盾，千年恩仇。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采取一系列强势的报复政策，将中东多个政治人物赶下了台，从萨达姆，到卡扎菲，到穆巴拉克，结果是放出来成千上万的恶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迄今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恐怖主义为立国的宗旨。尽管美国发生911事件，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明冲突的受害者，但其随后的强势和报复性的中东政策带来了冤冤相报，加之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造就了今天中东、欧洲乃至全球的乱象。人类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美国历史学家房龙曾经有一本书叫《宽容》，他描述了欧洲千年以来各个宗教流派相互迫害的历史，得到的结论是，人类只能靠宽容与和解才能最终走出困境，而同样重要的或者更加重要的，是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人类不同文明的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惊人相似的历史：什么决定了大国的崛起和衰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IMF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1960-2007近50年的历史中17个OECD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期间这些国家共发生大大小小80次经济金融危机，统计表明，危机后复苏速度最快的总是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主导的四个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复苏最慢的无一例外都是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的四个国家：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源于华尔街，美国经济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但危机后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复苏速度最快，历史又重复了一次。这充分说明，一国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的弹性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大国的崛起和衰落。这给中国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坚持推进金融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并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供给侧改革的两条途径：自我创新与海外并购】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消费水平的升级领先于供给水平的提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供给侧改革有两条实现的路径，一是自我创新，这需要体制机制的建设和改进，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海外并购，实行“拿来主义”。我们重点谈一下第二条路径，海外并购。

中国人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从成功案例的经验看，首先是战略清晰，投资于先进的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对接中国市场；同时挽救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实现共赢，推动投资标的与中国产业和市场的对接，利用好中国资本市场平台（A股、H股或A+H上市），定价谈判可依托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具备有较高执行能力的专业团队，聚焦消费升级、制造业升级乃至新兴产业发掘，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如果海外并购缺乏清晰的战略，不能与中国13亿人的消费者市场形成协同效应，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失败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咄咄逼人，涸泽而渔，不能寻求共赢，容易引发被投国家的抵触和反弹；未能进行全产业链管理，人才储备不够，投后管理、整合、退出机制和能力不足。

具体的投资方向上，可以聚焦消费升级、制造业升级乃至新兴产业发掘，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观察海外发达市场的产业，有三个典型的投资方向的代表：第一条线，日韩两国，重点为健康医疗和先进制造等，大致领先中国相关产业5-7年；第二条线，德国、欧洲、以色列等国，重点为先进制造和创新经济产业等，大致领先中国相关产业7-10年；第三条线，美国硅谷，重点为高科技（TMT、生物制药等）和创新经济产业等，大致领先中国相关产业10-15年。中国海外投资的目标应该是，将这些产业分梯次地源源不断地与中国市场结合，带动中国产业升级，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也惠及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这里也不排除如美国中西部等地的一些传统制造业，虽然在其本国市场已经相对过时，甚至是夕阳产业，但相对于中国市场仍然是比较先进的，将其与中国巨大的市场相结合，能够挽救一些夕阳产业，实现双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应该也是能够惠及世界的，否则也是难以持续的。

中国人民追求幸福、勤劳致富、勇于竞争，这些民族特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前进生生不息的动力，但往往也不乏胡乱竞争的现象，这在中国的海外并购中尤为明显。在任何一个意大利或法国的酒庄里，都有数个中国土豪在竞价，不仅把价格飚得很高，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此，我们应该开启海外并购的“航母战斗群”模式，就是说，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中国的金融界和产业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投公司与民间PE、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地方产业基金和科技园区等，共同组成”航母战斗群“，各司其职，发挥比较优势，协同作战。同时，不能忘记“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请回来”，海外并购的核心是：与中国13亿消费者市场的对接和落地，全过程还应包含这些产业或企业与A股市场或香港市场的对接，商业目的投资和产业升级战略目标有效结合，中投资本结合相关其他资金形成巨大合力，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认识我们的时代：良好的历史方位感】

历史惊人地相似：今天的北京、20年前的首尔，30年前的东京、50年前的洛杉矶、80年前的伦敦，都遭遇到雾霾问题。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经济社会问题，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阶段。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拉美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在1970年代前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今天仍然未能超过人均GDP一万美元。其中最著名的国家是阿根廷，其在1913年达到人均4000美元，100年后的今天仍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我们要有良好的历史方位感和正确的方向感。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它能够牵引一国各种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我们应加快经济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社会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

主题演讲之后，丝路基金总经理王燕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董事长刘佳华、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工业组负责人金晓秋受邀来到现场，就海外投资与中国经济转型与大家研讨交流，提出重要观点：

问答环节

沈涛：国信证券金融工作部负责人

问：如果将来政府到海外市场去推广中国业务的话，会带上本土金融机构吗？本土金融机构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价值？

祁斌：我想，就海外投资而言，首先要有正确的战略，其次还要正确地做事。我刚才讲到的“航母战斗群”就是如何正确地去做事。我们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和相关的机构协同作战。例如，如果我们去投PC相关产业，我们一定会找联想合作，也就是与相关的产业界合作。同理，我们也会与本土的金融机构合作，包括民间PE、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大家各自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看到，有些民间PE专注并非常擅长于某一个领域的投资，有些证券公司可以在跨境并购的整合和带领被投企业上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有些商业银行可以为跨境并购提供过桥贷款，等等。大家做到各司其职，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能够更好地做好海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他们在寻找海外投资标的和实现跨境并购及整合等方面有特殊的优势，和他们也可以分工合作，发挥优势，实现共赢。

刘佳华：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既然作为一个基金，我们应该起到一个撬动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地希望，我们未来的投资项目不光有普通基金在里头，还有社会各层面的资金跟我们一起出去投资。我们也非常希望使我们这个投资平台做得更加正规化、国际化，能够得到跟我们一块走出去的投资者的信任。

金晓秋：我有几个稍微不同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一起走出去，国家有国家的战略，企业有企业的战略，大战略和小战略之间是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同样，金融机构有金融机构的角度，我们一定要有合适的懂得中国市场、或者是懂这个产品本身的企业来一起做。

张晨：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高级研究员

问：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怎样参与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您能给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一些什么建议？

祁斌：我能想到的首先是在“航母战斗群”里为跨境并购提供过桥贷款和配套融资，同时，很多商业银行在开拓投资银行和直接投资的业务，参与海外投资和跨境并购，有利于这些业务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向加大中间业务、中国的金融体系加大直接融资比重的方向转型。

刘佳华：我补充一个例子，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海外并购的实践中，国内的商业银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项目来看，我们是一个主要以股权投资平台为主，同时也做债权与F型的投资。

何雁鸣：九鼎基金财富管理部总经理

问：西方更多地参与计划投资的都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国内的市场情况可能要官方和民营一起结合起来做这个事情，请问一下对民营资本与政府机构合作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祁斌：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体制和西方国家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一定要发挥好我们自己的优势，有效推动海外投资和跨境并购。如果做好了，将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我们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我相信我们的国有资本和民营机构是能够形成合作共赢的团队，每一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强项，发挥比较优势。而且我相信中国人永远还是有一个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信念，并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和大前提下不断探索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合作模式，既依托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推动海外投资，也擅用海外投资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我相信，有我们大家去共同努力，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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