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通过对国际金融中心历史演变的相关回顾以及对北京现有基础条件、未来发展潜力的认真分析，我们相信，在现有的经济状态下，北京提出建设金融中心，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必然。

同时，我们认为，基于北京在经济、人才、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北京更适合成为大金融机构的拆借中心、高端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金融政策的试验中心，由此可以和天津的中小企业融资中心互为补充，形成服务于北方、面向全国的国家级地区性金融“资本服务市场”和“资本导流枢纽”。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

金融中心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它涉及到诸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产业组织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等学科。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义并不统一，大多数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并且随着时间及环境的变化，金融部门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也在发生着变化。广义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含义是一种通过资源的整合、配置，为国家、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和广泛聚集金融资源的组织。它由资本、资金、项目、人文、都市、时空、地域等要素构成，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按照金融业务范围和辐射的力度来分类，金融中心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一分类标准不仅考虑了地理范围，也考虑了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层级特征。在此，我们重点回顾一下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

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3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金融中心从威尼斯开始，相继有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因国际贸易的发展而繁荣；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形成了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两者的相对地位在不同时期互有消涨；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随着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布局呈现发散趋势，以伦敦和纽约为轴心的格局不复存在，诸多区域化的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环境发生巨大变革，很多离岸型金融中心消失，国际金融中心布局再次呈现收敛之势。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和政府推动形成的金融中心。典型的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有纽约和伦敦，它们的产生和地位的巩固源于经济增长导致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扩展。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带来经济活动主体融资需求的增加，从而推动金融制度和金融法规不断趋于完善，金融机构不断聚集，最终形成了国际化的金融资源集散地。政府推动的金融中心主要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筹措资金等目的，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到场交易，从而形成离岸型金融中心。这一类金融中心代表有新加坡、法兰克福等。

不论是自然形成还是政府推动的，金融中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集聚的金融机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没有密集的金融机构，没有丰富的金融交易品种，金融业就无法实现繁荣。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才能发挥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扩大金融中心的辐射广度和深度。第二，健全的货币金融体制。一国货币只有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可以自由兑换，才能提高资金集散的规模，形成对金融产业的支撑。健全的货币金融体制包括诸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汇率作为支持。例如，自1997年日元不断下跌以来，外汇市场的大量资金因汇率不稳定而不断外流，使得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削弱。第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回顾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其背后都有本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强劲支撑。多元化的经济增长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增加金融交易的活跃度，而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刺激经济的增长，成为所在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第四，优惠的政策条件。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能够吸引国际投资机构的聚集，对本国经济形成更广泛的支持效应。中国香港在70年代开放本地金融业，外资机构可以收购香港注册银行100％的股权，亦可在香港本地开设接受存款公司，这些政策对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